文章来源：中国旅游出版社
天津来的制帽老号给老北京带来时装帽新概念
北京是个消费城市，但不是个时尚都市，尽管如此，坐镇天津盛锡福总部的刘锡三还是认为，攻陷北京这个商业战略不需要是与否的表决，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迟早的事情。1937年，东西横贯的长安街又为京城开了两座门——建国门和复兴门，民国时期的京城变奏曲接近尾声。这是一种姿态，北京这个古老而凝重的城市终于做好迎接八面来风的准备，这也是一个信号，像刘锡三这样精明的生意人都明白，进军北京的时机到了。盛锡福拿出了他在天津法国租借地上租用六层大楼的气魄，在北京的三大商业区——前门、王府井、西单都设了分店。店堂内，四壁都安了玻璃橱窗，橱窗里形形色色的前进帽、巴拿马草帽、西式女毡帽……组成了一个帽子的联合国，让每个进店的北京人大开眼界。在此之前，像马聚源这样的京城帽业老字号仍然局限于缎帽、三块瓦帽等传统品种。盛锡福给北京人带来了一个时装帽的新概念。
帽子折射出的时代印迹
将近70年后，那家给北京人带来新概念的盛锡福仍然在王府井展示它的帽子联合国。临街的橱窗里摆着为历任政要制作的帽子的复制品。货架上方，靠近顶棚的地方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是民国时期的帽厂和帽店。在凝重的政治和历史之间，是摆在货架里、柜台上的缤纷现在。
上午10点钟，从地铁站涌出的人群分流到街边的每一家店铺里，盛锡福也跟着开始了喧闹的一天。柜台上的小镜子，货架间的大镜子，每面镜子里都有几张顾盼的面孔和转动的侧影。那些点缀着羽毛的女式凉帽不断地被顾客试戴。据盛锡福的工作人员讲，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样的热卖场面只属于男帽。在传统观念里，帽子和身份地位相关，而在男权社会里，需要戴着帽子抛头露面显示身份地位的多数都是男士。
东墙边摆着棒球帽的货架，在20世纪中国服饰史上能与棒球帽相匹敌的品种恐怕只有前进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的标准男装就是身穿中山装头戴前进帽，几乎在所有家庭里都能找到类似的规范着装照。当年的流行品种现在正冷冷清清地在二层的货架上底朝天地摆成一圈，亮出一块方方正正的盛锡福商标来。盛锡福显然是把上层空间留给了传统，皮帽、毡帽等老品种都在二楼出售。和前进式一样，土耳其式、解放式也都有各自的流行时代，当它们在货架上一字排开的时候，它们所代表的年代也在眼前顺序展开。那是一个机械尚未替代人工的年代。
天津工厂和北京作坊
棒球帽旁边有一小夹道，夹道的西墙上也悬挂着盛锡福的店史照片。早在1919年，也就是盛锡福进北京之前，创始人刘锡三就引进了一套西式制帽机，也就是说在八十几年前就实现了部分工序机械化。但对于制帽行业来说，有些步骤是非手工不能完成的。
小夹道的尽头就是定做加工室，屋里摆着两台缝纫机，布架子上挂着几种料子，一些样式简单不用定型的料子帽，量了尺寸之后能在这里立等可取。屋内陈设的两屉桌和八仙桌造型奇特，显然有些年头了。店里的负责人介绍说，这些家具都是在盛锡福服役几十年的老家当，当年做帽子的某些步骤就在这些桌子上完成。的确是老家具没有错，但在这小小的桌面上完成制帽工作却让人有点儿难以置信。当年，盛锡福在天津的厂房是相当规范的，到了北京后隋况又如何呢?据说盛锡福进北京以后没有建大规模的工厂和厂房，只是把制帽的工作委托给几个小手工作坊来完成，这大概也和抗战八年内，南北交通阻断、津京两地的经济一蹶不振有关。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王府井的盛锡福店被归入了东城区，才在如今韶九胡同19号的位置上分得了一处四合院，改建成厂房。前两年，又搬到了东四五条153号。
东四五条里的手工制作
走进东四五条153号的大门，窗台上的花盆里的草本植物在阳光下微微摇晃着，让这个小排房院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生活场所。皮帽加工车间的墙上钉着水貂皮，地上铺着羊剪绒，靠墙并排放着几块磨刀石，桌上放着几把大小不一的竖刀，和自制的梳皮毛用的梳子。这里的老师傅讲，水貂皮先留着，夏天做冬天戴。羊剪绒是做土耳其式皮帽的，需要刷湿了钉在板子上晾干，再拿竖刀比着样板裁开。
这一套纯手工工序是自古传下来的，历史远比盛锡福的店史长。就是缝皮子这一步可以用一下专门缝皮子的缝纫机，但对待珍贵的裘皮还得亲自动手，门外，一位师傅正“丁丁当当”地把羊剪绒钉在木板上。靠墙还放着几块钉皮子的木板，其中之一显然是用桌面改造的。钉皮子的师傅说，做棒球帽可以流水线，毡帽、礼帽也可以慢慢机械化，但皮帽加工却还是靠人工，就连木板都是他们自己做的。木板上密密麻麻都是钉子孔，说明钉过无数次，用过很长时间了，当年做这板子的师傅都退休多年了。
帽子也是一种城市精神变革的象征
帽子并不仅仅是从保暖角度上考虑的生理需要，还是一种精神需要。苦闷已极的屈原，为自己设计了一套峨冠博带，扈江离、佩秋兰的行头，让“离骚”不仅流芳于笔墨之间，而且外化为一种可见的奇异的服饰美。高帽子就像是哥特式教堂的尖顶，把观者的视线引向天空，而人们对无限高远天空的感情，有点儿类似于宗教崇拜．既然帽子让人和天空之间产生了联系，戴帽子的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分享了人们对于天空的崇敬之情。19世纪英国绅士用高礼帽(tophat)显示风度翩翩，也是同样的道理。
帽子也是社会需要。在周代就已经成型的冠冕制度，完全可以被作为等级制度的代名词使用。那时候的帽子是一种戴在头顶的隐喻符号，作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名片，在同一文化范畴里的人对不同帽子的真实所指都能够准确无误地解读。吴承恩笔下，唐僧在乌鸡国见鬼王的时候，只仔细看了一下对方的冲天冠，就忙着鞠躬让座，问是哪一朝陛下。不同样式的帽子代表不同的身份，冲天冠是皇帝，乌纱帽是官员，逍遥巾是员外，不用多说，一看便知此人来历。
帽子之所以被赋予了这么多种含义，是因为它贴近身体最高的部位——头，而人们对尊贵的头的肯定，似乎是打破地域限制、放之四海的。每次下决心彻底变革，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变更头型。为了和汉族文化有所区别，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一大举措就是剃了所有汉人的头；为了和满族文化有所区别，太平天国的追随者们又都把发辫盘在头上；为了和中国的封建历史，和有据可考和无据可考的上下五千年划清界限，民国政府推行了剪辫子运动。
 头型改变了，戴在头上的帽子的式样也必然改变。“留发”的年代人们可以戴方巾、纱帽；“留头”以后，开始流行瓜皮帽；没了辫子无法适应，不如买顶巴拿马草帽来遮一下满头散发。1912年，盛锡福的创始人刘锡三就借用了这个契机，在天津开店，卖适合短发戴的西式草帽，受到天津市民的大力欢迎，盛锡福也因此起家。
改变帽子的样式，显然不是变革的初衷，但通过帽子式样的变化，我们确实可以找到变革的痕迹。盛锡福把分店都开在开放的港口城市或是铁路沿线决非偶然，是根据各地的购买力而定的。盛锡福的帽子以欧美样式为主，肯把欧美式样顶在头上的顾客无疑能接受欧美文化，而一个城市兼容外来文化的能力和它的开放程度又有着直接关系。清末民初的北京远比口岸城市天津封闭得多。诸如拆城墙、开城门这样的京城变化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开始的。北京人也是从那时开始收起了瓜皮帽，换上礼帽，心安理得地接受起西化服饰、西化生活。
1937年起，盛锡福进入京城，先是用西洋草帽挑战坚持传统的马聚源、东兆魁等京城老字号的传统品种，后来又和同样来自津门的同升和展开商业竞争，同升和兼营鞋帽，有一半的买卖和盛锡福 重合。盛锡福与同升和的这场“北京战役”很像现在的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商战，盛锡福曾扬言哪儿有同升和哪儿就有盛锡福。在这两场竞争中，盛锡福都大获全胜，先后在北京最热闹的几条商业街上都开了分店。
戴着西式草帽，贴着商标按西方经营策略行事的盛锡福显然是西方商业文化的代表，北京人从认可盛锡福的草帽，到认可它的经营方式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北京城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缩影。头戴盛锡福的礼帽，身穿马褂，曾经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常见装束，在政府、洋行当差的人都是这样打扮。戴在头上的一定是最装点门面的、心里最喜欢的，北京人换上礼帽的时候已经对西方文化点头默许说了“Yes”。帽子只是个象征，随着礼帽而来的电车、电线真正改变了北京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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